是誰在焦慮？精疲力盡的人，朝不保夕的人 - 虎嗅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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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當勞的模式就包括製作流程的去技能化、解雇老員工、打擊工會、降低公司和削減企業福利，其他公司隨之群起效仿。越來越多的企業改用臨時勞動力，這也成為了全球資本主義的一環。 ⤴️ ^c5fe74ac
持續的焦慮就是朝不保夕者的特徵。 ⤴️ ^af7ad0d3
許多崗位在浪潮中開始重組，加重了朝不保夕群體的擴大，其中的一個例子是經理人職業的商品化，越來越多企業通過勞務中介機構或者招人擔任臨時經理來完成一些短期任務，許多臨時經理人從頗有地位的專業技術人員淪為了用後即棄的人。 ⤴️ ^2783c926
這樣的碎片化工作經歷，也使得人們失去了對工作的依戀、失去對某個進展緩慢但有意義的工作內容投入的信心。 ⤴️ ^ff9f9f83
”任何妨礙 “幹成事” 的行為，都被理解為缺乏奉獻精神或工作倫理，甚至被強烈暗示為缺乏智慧 ⤴️ ^12cbe00d
是誰在焦慮？精疲力盡的人，朝不保夕的人#
近年來，焦慮在年輕人中呈現出普遍的趨勢，不論是在美國還是中國，年輕人都面臨著學習、工作和競爭上升的巨大壓力。而這種焦慮的背後存在著深層次的原因，包括人力資本投資收益率的下降和社會階層流動性的下降。
・《高壓年代》一書揭示了焦慮症和抑鬱症在年輕人中的飆升趨勢，成為一種群體性的現象。
・社會流動性的下降導致年輕人焦慮感增強，難以從競爭激烈、機會減少的環境中獲得機遇。
・彈性資本主義模式的推行使得工作環境不穩定、收入較低、福利減少，為朝不保夕的焦慮提供了土壤。
根據美國《新聞周刊》網站近期的報導，健康數據管理公司 Harmony Healthcare IT 一項新調查顯示，在美國，18～26 歲的年輕人中有 61% 被診斷患有不同程度的焦慮症。
焦慮不只存在於美國年輕人中間。復旦發展研究院發布的《中國青年網民社會心態調查報告》表明，對於中國青年網民來說，學習 / 工作焦慮在所有焦慮類型中最為突出，此外，青年網民還表現出了 “邊焦慮邊奮鬥” 的生活狀態。
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張明曾撰文指出，年輕人焦慮感增強的深層次原因之一，是人力資本投資收益率的下降，更深層原因則在於社會階層流動性的下降。在普遍的焦慮背後，到底有什麼屬於我們這個時代的癥結？
“破壞性完美主義” 誕生，青少年面臨高壓
心理健康問題正在侵襲青少年群體，成為一種群體性的現象。《高壓年代》一書通過數據告訴我們，近十年來，焦慮症和抑鬱症發病率飆升。大學生尋求諮詢的比例上升速度高達平均招生人數上漲速度的五倍。精神緊張、焦慮、抑鬱的比例之高，已經堪稱流行性疾病，尤其是因為現在的年輕人一想到成年，眼前就是競爭日趨激烈、機會越來越少的圖景。
《高壓年代：如何幫助孩子在大學渡過難關、順利成人》 [美] B. 珍妮特・希布斯 著 成麗苹 譯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2023～07
全球範圍內，向上進行社會流動的可能性正在降低。哪怕是一直標榜自己有著舉世無雙的向上流動機會的美國，流動性也已經持續多年下降。社會流動性降低的原因之一是中等收入的減少，中產階級的收入安全正在消失。
在這種情況下，父母們也心懷憂慮，通往美好生活的道路只有一條直線，“你必須做得好。你不能犯錯，否則機會就會被毀掉。” 於是，“破壞性完美主義” 誕生了 —— 人們無法容忍孩子不能夠在所有事情上都表現出色。可是問題在於，人都有犯錯誤或失敗的時候，通常沒有誰能在所有事情上都表現出色。可是，哪怕樣樣都做得不錯，學歷貶值也成為了現實，大學學費花費高昂，有時價值甚至只相當於過去的高中文憑。
持續的焦慮，是朝不保夕者的特徵
為何社會向上流動的可能性在降低？為什麼人們感到不確定性正在增加？《朝不保夕的人》作者、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經濟學家蓋伊・斯坦丁看到，讓市場原則滲透到生活方方面面的 “新自由主義” 模式，使得風險和不安全性轉嫁給了勞動者及其家庭。
新自由主義的代表主張之一是各國需要建立 “勞動力市場的彈性機制”。彈性包括很多面 —— 工資彈性意味著加快調整薪資來應對需求的變化；雇傭彈性意味著企業可以輕易調整雇傭人數，無須付出代價，雇傭安全和雇傭保障因此被弱化；崗位彈性意味著企業可以在內部以最小的反對力量和成本調動員工崗位、改變工作結構；技能彈性意味著能輕鬆調整勞動者的技能。
按照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的說法，每一次經濟衰退都是因為市場缺乏彈性，勞動力市場缺乏 “結構性變革”，而所謂的 “彈性” 本質上就是系統性地降低員工的生活安全感。進入 20 世紀 90 年代後，更多人進入 “不穩定的生存境況” 中，意味著他們在未來幾年、幾個月或幾周裡都無法保證自己和現在從事同樣的工作。
《朝不保夕的人》 [英] 蓋伊・斯坦丁 著 徐偲骕 譯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23～04
如今，** 企業商品化越來越顯著，這意味著企業主做的承諾不如過去有價值。** 企業主明天就可能和經營團隊一起離職，之後，關於勞動內容、工資給付、員工遇到困難時企業該如何對待他們等問題的協商也會一並失效。
企業商品化使得哪怕是白領階級也會在一夕之間失去工作和其他保障。企業為降低風險、控制成本，會想要更有彈性的勞動力。在全球化體系中，臨時勞動力帶來的競爭優勢越來越大，各種企業紛紛效仿 —— 例如，== 麥當勞的模式就包括製作流程的去技能化、解雇老員工、打擊工會、降低公司和削減企業福利，其他公司隨之群起效仿。越來越多的企業改用臨時勞動力，這也成為了全球資本主義的一環。==
其結果就是創造出了一個全球性的朝不保夕群體。按照蓋伊・斯坦丁的預估，目前在很多國家，有四分之一的成年人口處於朝不保夕的狀態。朝不保夕者面臨著不安全雇傭、短期崗位盛行、勞動保障匱乏的問題，同時也喪失了過去工業無產階級和白領階級眼中應得的權利 —— 職業生涯的概念、穩定的職業身份、國家福利和企業福利。== 持續的焦慮就是朝不保夕者的特徵。==
有充分的證據表明，從 2011 年以來，焦慮的發生率和強度都在增加。本質上，焦慮的增加並不只是個人的心理問題，而是一個關乎分配的問題，是結構性不平等的表徵。有英國研究者認為，焦慮症發生的部分原因是金融危機之後經濟衰退和國家實施的緊縮政策，另一項研究認為福利改革和精神疾病的增加密切相關。
碎片化工作摧毀長期紐帶與目標
是否只有 “臨時工” 或同時打著幾份工的人，才有朝不保夕的焦慮呢？其實，標準雇傭關係這種綁定的關係正搖搖欲墜，已經成為一種常態，並正在不斷擴大。== 許多崗位在浪潮中開始重組，加重了朝不保夕群體的擴大，其中的一個例子是經理人職業的商品化，越來越多企業通過勞務中介機構或者招人擔任臨時經理來完成一些短期任務，許多臨時經理人從頗有地位的專業技術人員淪為了用後即棄的人。==
《沒有面目的人：新資本主義之下工作的個人後果》 [美] 理查德・桑內特 著 周悟拿 譯 上海譯文出版社 2023～10
麻省理工學院城市研究客座教授、社會學家理查德・桑內特發現，哪怕是對矽谷計算機行業的精英來說，“短期聘任” 的工作制度也會讓人時時感覺到危機，陷入另一種焦慮：因頻繁換工作而不得不多次搬家，自己及家人都不再擁有和外界的長期紐帶，甚至沒有機會去建立這樣的紐帶；他們難以在工作中穩定自己的職業形象與身份價值，更難以應對外界的人際需求與自我的目標追求。
彈性制度會引發焦慮，因為人們並不知道哪些風險可以得到回報，也不清楚究竟該踏上哪一條路。每個人都可以被替換，隨時拎包走人，脫離團隊，加入另一個團隊，== 這樣的碎片化工作經歷，也使得人們失去了對工作的依戀、失去對某個進展緩慢但有意義的工作內容投入的信心。==“整個制度在缺乏互相信任的組織中散發著冷漠。其中的人們沒有任何理由被需要。這樣的冷漠正是在一次次企業再造中實現的，因為員工被利用之後便被棄之如敝屣。”
彈性資本主義也會給人們的品格帶來問題 —— 在這樣一個心浮氣躁、只看眼前的社會裡，我們該如何判斷哪些是自我內在的持續價值？在專注實現短期目標的經濟體系裡，怎麼才能追求長期目標？在不斷分裂重組的機構組織裡，怎麼維持人們之間的忠誠和承諾？
持續精疲力盡，成就求而不得
面對以上問題，個體何以應對？“雞娃” 有沒有用？“卷” 有沒有用？嬰兒潮世代的尾巴和最早一批 X 世代的青年生活在平穩向好的經濟和政治環境中，然而他們的子女 “千禧一代” 參加工作時卻普遍感覺倦怠。
文化研究學者、作家安妮・海倫・彼得森看到，與父母一代相比，千禧一代擁有的是少得多的存款、糟得多的社會平等、差得多的穩定性，以及極重的助學貸款。她將千禧一代遭遇的倦怠描述為一種持續精疲力盡的狀態 —— 這種狀態可能是高中老師批改考試試卷的狀態，或者是快餐店工人下班後開網約車兼職的狀態。這種倦怠已經變得如此普遍，以至於 “2019 年 5 月，世界衛生組織正式將其視為一種職業現象，是長期工作場所壓力未得到成功管理造成的”。
《躺不平的千禧一代》 [美] 安妮・海倫・彼得森 著 楊文展 譯 格致出版社 2023～10
和擁有自由放養式童年的嬰兒潮世代及 X 世代不同，千禧一代從小進入精細育兒的流程，也就是我們常說的 “雞娃”。他們背負著父母的期望，為了完成一項又一項的目標，從小到大付出了巨大的辛勞。抱著只要按部就班就可以找到好工作這類想法的他們，卻先後經歷了互聯網泡沫和金融危機。
由於 20 世紀後幾十年的經濟大衰退、技術驅動的零工經濟崛起、對工人保護措施的不斷減少，許多 2008 年後進入就業市場的工人沒有獨立的經濟來源，工作場所不止一個。於是，千禧一代從壓力大、日程安排過多的孩子，變成了精疲力盡、過度勞累的成年人。
《躺不平的千禧一代》作者發現，對於千禧一代人來說，效率就是生命，他們已經內化了應該不停工作的想法，從小的自我優化使得工作和娛樂的邊界早就模糊。
然而，工作完成得越多越高效，工作條件反而變得越苛刻、收入更低、福利更差、崗位更不穩固。高效沒有換來更高的工資，堅韌沒有提高價值，對工作的投入反而加重了剝削。與這種精疲力竭相伴而生的還有對成就感的強烈渴望。人的內心總是充斥著難以抑制的欲求和焦慮，讓這種渴望變成了痛苦的求而不得。
然而，冷漠的現代資本主義對人們的努力無動於衷 —— 以前，年輕人掌握了一項技能，幾十年後就會帶來回報，但是如今人們發現，花費了很多年取得的資格證書，已經過時又不夠用，參加的培訓越多，掌握的技能反而越可能趕不上業界的進展。
面對技能被淘汰，人們要麼瘋狂學習技能 “卷”，要麼認為反正都無法帶來確定回報就 “躺平”。接著，複雜的分工和高科技使專有技術不再屬於任何職業，而只存在於支配人的程序之中。每個員工被設計成可被替代的，在一次次企業再造中被捨棄，講究個人品格、相信工作的意義、不斷提高技藝並成為不可替代的行家已經是上一代的傳說，這削弱了人的價值感。
然而在美國，“過度工作” 的工作倫理已經變得標準化。作者在人類學家何柔宛對諮詢公司的田野調查中找到了直指驅動倦怠文化之引擎的話：“沒有什麼比能不斷幹成事更好的了。==”==**== 任何妨礙 “幹成事” 的行為，都被理解為缺乏奉獻精神或工作倫理，甚至被強烈暗示為缺乏智慧 ==。** 但是，這種心態的影響已遠遠超出了單純的精英主義，同時，卻也絲毫沒有質疑精簡規模、裁員和外包的正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