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家庭的孩子們，注定的贏家？- 虎嗅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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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lights#
而姜以琳的調研對象，這些高收入精英家庭的孩子，似乎意識不到這個問題，絕大部分學生來自相似的階層。問及家庭是否提供了什麼幫助，學生們的答案如出一轍：“父母基本沒出什麼力。”“考大學是自己的事，別人很難幫得上忙。”
父母們很配合地，為自己 “沒做過什麼” 而自責。比如 Claire 的母親。Claire 是學校里的明星學生，後來被耶魯大學錄取。她的父親從內蒙古小村莊考到北京來，她則不負家族的期望，從北京走向世界。
Claire 的母親是一個有博士學位的醫生，管理著一個助理團隊。陳醫生形容自己是個局外人，“什麼也沒為她做”，“一切都是她自己做的”。
聊到一半，陳醫生接到了女兒帶來的電話，Claire 按照學校的要求，需要製作一個大海報。陳醫生安排給自己的博士生，幾個人很快一起印出來一個人形大小的海報。但事後姜以琳再次問起，沒人記得，也沒人覺得這算什麼值得說的事。
Robert 的爸爸郭先生，則悄悄為兒子早早鋪好了留學路。他是一家企業的高管，說話溫聲細語。僅僅是姜以琳了解到的一項收入，每年就超過了 100 萬。跟 Claire 不一樣，Robert 是個 “學渣氣質一覽無遺” 的孩子。在讀書還是打電玩之間，他認真做了個權衡，“讀書的好處是成績變好，但打電玩心情會變好”，他得出結論，“還是心情好比較重要”。
郭先生很早就發現這個孩子並不像他。郭先生是上世紀 80 年代的高材生，當年在四川全省的四十多萬高考考生中，他考了前五十名。可兒子沒能繼承他的優勢，按照 Robert 的成績，他極有可能考上一所不那麼知名的大學。
郭先生早早放棄了高考，但他並沒有直接安排兒子留學。作為一個金融相關行業的從業者，他還在計劃裡納入了 “買家心理預期”。考慮到青少年的逆反心理，孩子極有可能故意與父母作對。於是，郭先生只給他報了一個參觀美國大學的暑期交流旅行，從東海岸遊歷到西海岸，試圖勾起兒子的興趣。果不其然，15 天的旅行結束，兒子從此 “一心想去美國”。
為了讓 Robert 認為出國留學是自己的獨立選擇，郭先生剛開始還要策略性地不同意，假裝是被兒子說服的，儘管一切都在朝他預設的方向發展。Robert 跟父親聘請的留學中介合作，最後申請了父親滿意的華盛頓大學。
Robert 對父親的引導浑然不覺。他總結父親對他考大學的影響：“我和我爸討論過大學和專業方向。” 僅此而已，“他們根本幫不上什麼忙。” ⤴️ ^fbc3137f
這裡真的好像我媽的教育方法，讓別人覺得決定是他們自己想出來的，做也是自己做的，保持他們自己的主動性和自驅力
普通玩家與頂級玩家之間的區別在於，如果走錯一步，普通人面臨出局，頂級玩家的牌面上則寫著 “再來一次”。 ⤴️ ^1d1bbad4
得到權威人士的認可，讓有權勢的大人滿足自己的需求，這是精英教育中的一環。 ⤴️ ^d8620c97
這點太重要了，跟我媽在我初中的時候要求我班主任每天找理由表揚我一次一樣
在這群處於金字塔頂端的孩子來說，世界就是一個任我調動、任我馳騁的後花園。 ⤴️ ^26396560
“他們相信，我就值得被這麼好地對待，我就值得拿到這麼多的資源。” ⤴️ ^f02d066f
他們好幸福啊！
精英家庭的孩子們，注定的贏家？#
本文通過作者陳曉妍的調研和訪談，揭示了中國精英家庭教育的現狀。精英家庭的孩子們憑藉家庭背景和資源優勢，幾乎注定成為未來的贏家。文章還提到了精英教育的特點和影響，以及家長對孩子教育的投入和幫助。
・💡 教育是一場爭奪社會地位的競爭，精英家庭的孩子們幾乎注定成為贏家
・💡 精英家庭的孩子們在教育上享有更多的資源和機會，擁有更高的教育成就和職業發展前景
・💡 精英家庭的孩子們在教育中受到家長的大量投入和支持，同時也面臨著更高的期望和壓力
青年教師姜以琳用 7 年的時間，訪談跟蹤了 28 名來自排名北京前十中學的學生，受訪者無一不是精英家庭。這些孩子們有著相似的成長軌跡：從頂尖中學進入世界一流大學，畢業後在大型跨國公司工作或創業，成為未來的世界英才。
在調研的基礎上，姜以琳發表了著作《學神：中國精英教育現場一手觀察》，她發現，教育是一場爭奪未來社會位置的紙牌競技，精英家庭的孩子們幾乎注定贏得這場遊戲。
天才基地
地理課堂上一陣騷動。老師在講一道關於 “廈深鐵路是如何修建的” 考試題目，她跟學生解釋，鐵路軌道之所以往內陸移動，出於軍事安全考慮。
“這個解釋太牽強了，” 一個坐在教室前排，戴著黑框眼鏡的男生大聲打斷老師：“它只往裡移動了一公里。”
“應該像另外一條鐵路一樣，移動得更遠。” 另一個女孩附和。
老師還想說點什麼，沒等開口，坐在教室最裡面的學生大鵬抬起頭打斷她：“讓我來吧，我可以解釋得更清楚。” 老師愣了一下，有點不知所措，隨後放下手中的粉筆。
同學們都安靜地盯著大鵬。他起身走到黑板前，毫不客氣地擦掉地理老師寫的內容，就像一位老師在否定學生的錯誤答案。大鵬隨即畫了一張海岸線地圖，給同學們講課：“這條鐵路很早就設計好了，但在開始修建之前，其他相交的鐵路就已經建成了..... 其實是社會經濟原因導致鐵路建設的變化。”
地理老師繃著臉，面無表情但看上去有點緊張。她無奈點了點頭，用英語說了句謝謝。
圖 | 一所中學的教室內部
坐在大鵬座位後的學者姜以琳，在筆記本上記錄了這個學生挑戰老師的瞬間。這一幕發生在 2013 年，一所位於北京西郊的中學裡。這是北京市排名前十的知名高中。姜以琳是上海紐約大學社會學專業助理教授。從 2012 到 2019 年，姜以琳用七年的時間，對 28 名學生進行了七年的跟蹤調查。和大鵬一樣，他們分別來自五所北京排名前十的中學，家庭富裕。
姜以琳在著作 《Study Gods: How the New Chinese Elite Prepare for Global Competition》中，記錄了他們相似的成長軌跡：從頂尖中學進入世界一流大學，畢業後在大型跨國公司工作或創業，成為未來的世界精英。
如何描述這些學生？天才、聰明，是姜以琳聽到過頻次最高的詞彙。
一位中學老師笑著跟姜以琳解釋大鵬的這類行為：“我們的學生非常聰明，他們會在課堂上證明你是錯的。” 甚至有個專門的說法，叫做 “把老師掛黑板上”。這種鼓勵學生挑戰老師的做法，在以應試教育為主的中小學教育裡是罕見的。
“我們比別人優秀得多。”
“你們未來可以改變世界。”
“你們都有當總理的潛質。”
在學校裡，老師常會這樣告訴學生，似乎算不上表揚，只是闡述事實。做研究時，一位副校長指著路過的學生告訴姜以琳：“美國和澳大利亞的其他學校都認為我們的學生是天才。”
一位老師曾對著全班同學說：“我們班的平均分，應該是滿分。” 聽到這句話時，只有姜以琳驚訝得瞪大了眼，她轉頭掃了一眼其他的學生，發現所有人臉上都沒有表情，像是對老師的默認。
幾個學生曾議論起學校裡高考失利的差生，一個女孩嘆了口氣：“這很悲哀，但也在意料之中。” 那些 “差生們” 上不了北大清華，也去不了外國名校，最後 “只能被省重點大學錄取”。
在這場田野調查中，姜以琳接觸了 28 個學生，他們全都來自高收入家庭。家庭收入的中位數，比城市收入前 10% 的人群，還要高出 2 倍以上，比北京公務員高出四倍。當然，這還只是明面上的收入。一些有錢人家的 “灰色收入”，可能比報稅收入更高。他們擁有北京的戶口，以及兩套以上的房產。很多家長都是高學歷人士，不少人還是清華北大的校友。一對夫妻中，至少有一位是企業高管或者高級技術人員。
姜以琳調研的五所中學裡，有一所位於北京海淀區，每到放學時間，校門就會停滿接送孩子的黑色豪車，絕大部分學生來自富裕或有權勢的家庭。剛開始，姜以琳還想在這些中學裡，研究不同家庭背景學生的差異，後來她才發現幾乎找不到工人或者是農民的學生。
這讓姜以琳想起，本科期間，她在賓夕法尼亞大學當交換生的經歷。同學們大多都是美國的有錢人。有時候會聽別人提起，某個同學家裡是 billionaire，億萬富翁，一種她根本沒什麼概念的財富水平。她住過美國室友家的豪華住宅，室友家的每個人都擁有一輛跑車。
姜以琳來自中國台灣一個小康家庭，父母都是當地一所研究所的工作人員，家境不差，卻也算不上富裕優渥。本科畢業後，她考上芝加哥大學的一個研究所，那是需要自費的碩士學程，因為留學費用，她差點跟這所學校失之交臂。最後，掏空父母和爺爺奶奶兩代人的積蓄，並動用哥哥的獎學金才勉強湊夠了留學費用。
作為一名社會學博士，姜以琳讀過不少西方教育社會學的經典書籍。她的親身經歷和知識系統告訴她，“世界上很多名校都是這樣，就算是看分數，絕對都是以精英為主。” 西方的著作，描寫的全都是外國精英學生。但同樣的故事，也發生在教育體系看似更公平的東方。
她想用自己的研究，探尋東亞社會的答案：為什麼最聰明的 “天才學生” 大多從有錢人家來？為何這些佔據一流資源的學校，背離了用教育消弭階層差距的傳統使命，成了精英複製下一代精英的培育皿。
沒做什麼的父母
早在做社科研究之前，姜以琳就隱隱感受過階層的差異。
高中時，姜以琳在台灣一所公立學校上學，學校裡既有富裕人家的孩子，也有普通的工人家庭。來自高知雙職工家庭的姜以琳，在學校裡處於中層，卡在 “台灣的有錢人” 和底層工薪家庭之間。班裡開家長會，姜以琳是負責登記的學生，家長簽到表上，工人家庭的父母那一欄，常常是空白的。“我的爸爸媽媽隨時都可以來家長會，他們的爸媽根本不可以請假。”
姜以琳在一個知識型的家庭中長大，學習永遠是優先級最高的事。不管以後掙不掙錢，讀書都是根本。“就算小時候成績不好，也從來不知道我可以不念書。”
她繼承了父母的文化資本。大學的志願表，是媽媽坐在沙發看著姜以琳填下去的。她會告訴女兒，這個科系跟那個科系有什麼區別，哪個科系她上過課，讀起來最有趣。姜以琳大學時碰到不懂的學科問題，也會直接跟媽媽討論。
父母的社交圈子都是研究人員，姜以琳從小就在學術界耳濡目染，知道什麼是學界更看重的選題，做什麼研究才能拿高分。而這些，其他普通家庭的孩子很難獲得。姜以琳開始意識到，每個人都站在不同的起跑線上。
== 而姜以琳的調研對象，這些高收入精英家庭的孩子，似乎意識不到這個問題，絕大部分學生來自相似的階層。問及家庭是否提供了什麼幫助，學生們的答案如出一轍：====“父母基本沒出什麼力。”“考大學是自己的事，別人很難幫得上忙。”==
== 父母們很配合地，為自己 “沒做過什麼” 而自責。比如 Claire 的母親。Claire 是學校里的明星學生，後來被耶魯大學錄取。她的父親從內蒙古小村莊考到北京來，她則不負家族的期望，從北京走向世界。==
==Claire 的母親是一個有博士學位的醫生，管理著一個助理團隊。陳醫生形容自己是個局外人，“什麼也沒為她做”，“一切都是她自己做的”。==
== 聊到一半，陳醫生接到了女兒帶來的電話，Claire 按照學校的要求，需要製作一個大海報。陳醫生安排給自己的博士生，幾個人很快一起印出來一個人形大小的海報。但事後姜以琳再次問起，沒人記得，也沒人覺得這算什麼值得說的事。==
==Robert 的爸爸郭先生，則悄悄為兒子早早鋪好了留學路。他是一家企業的高管，說話溫聲細語。僅僅是姜以琳了解到的一項收入，每年就超過了 100 萬。跟 Claire 不一樣，Robert 是個 “學渣氣質一覽無遺” 的孩子。在讀書還是打電玩之間，他認真做了個權衡，“讀書的好處是成績變好，但打電玩心情會變好”，他得出結論，“還是心情好比較重要”。==
== 郭先生很早就發現這個孩子並不像他。郭先生是上世紀 80 年代的高材生，當年在四川全省的四十多萬高考考生中，他考了前五十名。可兒子沒能繼承他的優勢，按照 Robert 的成績，他極有可能考上一所不那麼知名的大學。==
== 郭先生早早放棄了高考，但他並沒有直接安排兒子留學。作為一個金融相關行業的從業者，他還在計劃裡納入了 “買家心理預期”。考慮到青少年的逆反心理，孩子極有可能故意與父母作對。於是，郭先生只給他報了一個參觀美國大學的暑期交流旅行，從東海岸遊歷到西海岸，試圖勾起兒子的興趣。果不其然，15 天的旅行結束，兒子從此 “一心想去美國”。==
== 為了讓 Robert 認為出國留學是自己的獨立選擇，郭先生剛開始還要策略性地不同意，假裝是被兒子說服的，儘管一切都在朝他預設的方向發展。Robert 跟父親聘請的留學中介合作，最後申請了父親滿意的華盛頓大學。==
==Robert 對父親的引導浑然不覺。他總結父親對他考大學的影響：“我和我爸討論過大學和專業方向。” 僅此而已，“他們根本幫不上什麼忙。”==
孩子們向外人宣告家庭的退場，好像家庭的財富、地位，權力，不曾在教育上起到過關鍵作用。
姜以琳在書裡算過一筆細賬，精英家庭如果準備送孩子留學，那麼他們每年的明細開支包括：國際部學費每年約九到十萬、補習班兩三萬、私人家教每節課七八百。學生們還需要到香港或新加坡參加多達五次的考試，家長們要承擔機票、酒店房間和報名費。
有的家長會幫子女搞定一些特殊的身份，這能在高考中加 5 分。申請外國大學，需要增加孩子的影響力，家長還會請校長寫推薦信，即使校長並不認識孩子。或者將孩子的文章出版成書，讓校長寫序。
與老師打好關係也很重要。精英中學裡的老師，有些是往年高考的出題人。“三好學生” 的名額也在老師們手上，能為高考增加 20～30 分。如果想出國，也可以拜託老師寫推薦信。大牌護膚品、蘋果手表，都是送給老師們的常見禮物。老師們辦公室裡的名貴茶葉，更是多得喝不完。精英家庭的學生們，不會因為拿不出體面的禮物而發愁。
這也是姜以琳想在書裡展示的一點：精英的培育方式，讓這些孩子相信，自己是靠著勤奮和天賦贏得了一切。並且讓未來產生的階層分化，看上去那麼地自然、合理。
不容出錯的交接
調研時，姜以琳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在很多北京精英家庭眼裡，能稱得上 “一流” 的，只有清華、北大兩所大學，“連復旦他們都看不上”。
姜以琳在北京西郊那所中學的國際部，見到過一副巨型世界地圖，在上面標出了學生們的目標 —— 麻省理工、斯坦福、哈佛、普林斯頓、耶魯、劍橋、牛津等 16 所大學。
這些家庭的父母都有一個共性，會鼓勵孩子心無旁騖地追求最高的目標，排名靠後的不行，會導致身份地位向下流動的也不要。不為目標之外的任何事情發愁。
“這是一種精英的態度。” 姜以琳說。她想起在國外讀博時，一位來自東亞的老師也曾問過她，畢業後的規劃是什麼。姜以琳像大多數人一樣，準備了 plan A、B、C、D，分別是最好的、較次的，普通的，最差的。
老師打斷她：“你不能這樣，先把 B、C、D 都去掉，如果 A 失敗了，我們再來想辦法。” 姜以琳後來才意識到，那位博班老師，採取的就是精英式的訓練方法。
“什麼心無旁騖，怎麼可能，我超怕失敗的。” 姜以琳笑著說。對她而言，自從差點因為學費沒法讀研之後，她第一次發現，原來自己的人生沒有 “安全網”。稍有不慎，隨時可能從軌道上脫離。
在姜以琳接觸的精英學生身上，卻看不到這種普通人的保守。== 普通玩家與頂級玩家之間的區別在於，如果走錯一步，普通人面臨出局，頂級玩家的牌面上則寫著 “再來一次”。==
高三那年，高材生劉浴朗遇到了大麻煩。2014 年，在奧數開賽前兩個月，政策突然調整，宣布奧數比賽獲獎者，將不再獲得高考保送資格。得知這個消息時，浴朗已經為此準備了兩年，犧牲了高考復習的時間。在這種打擊下，她在競賽中失利了。
浴朗付出的遠不止如此。高二時，她的母親打聽到，全市最好的金牌奧數教練都在這所北京西郊的中學，她才讓女兒轉學過來，為她謀一個保送清北的機會。母親的情報不會出錯，她是名校大學的校友，也是一間報社的編輯。
浴朗只能離開自己熟識的朋友圈，來到這所陌生中學。一開始住校時，浴朗很不習慣，天天哭著打電話回家。直到第二個月，她照常訴苦，電話那頭卻傳來媽媽的訓斥：“你夠了吧？” 從那個時候她就知道，不能再哭了，得自己想辦法。近一年的時間裡，她都沒有交到過什麼朋友。
奧數競賽失敗的消息，就像一聲尖銳的警鳴，促使這位母親應聲而起，投入警戒狀態。連續兩周，浴朗的奧數教練孫老師，每天都會接到這位母親打來的電話，請他幫助自己的女兒。
孫老師對這對母女沒有什麼好感。學奧數只是為了保送資格，在孫老師看來，這種行為太過功利。但兩周過去，浴朗母親的電話讓他 “完全受不了，真的快要崩潰了”。他只好透露了一個重要消息：北大為奧數落選者舉辦了一個冬令營，如果通過結業考試，或許可以獲得加分。
在孫老師的推薦下，浴朗參加了那個冬令營，但沒有通過結業考試。情急之下，浴朗的媽媽再次聯繫了孫老師。孫老師又告知她一個內幕消息，兩周之後，另一所名校也辦了類似的冬令營。這一次，浴朗報名並通過了結業考試，為她的高考拿下 60 分加分。
後來，浴朗的高考成績低於這所大學的分數線，但在加分之後，她還是和年輕時的母親一樣，順利被該大學錄取。這個特殊的遊戲規則，姜以琳採訪的其他學生從沒聽說過，甚至其他奧數教練也仿佛並不知情。浴朗的媽媽，給自己的孩子打出一張出人意料的牌。
類似的經歷，在另一個學生文斌身上也出現過。文斌本想本科畢業後直接申請國外的博士，卻沒有成功。父親決定插手，幫兒子規劃新一輪的申請。除了兒子想讀的博士，他還額外申請了三所學校的碩士，作為後路。後來，文斌的申博再次失敗，但這一次，他掉進了父親提前編織好的安全網裡 —— 他的碩士通過了。兩年碩士課程，花了家裡七八十萬。
在這個故事中，最讓人詫異的是，文斌爸爸以前從未出國留過學，也不懂怎麼申請國外的學校。但他卻能在兒子失利時，迅速判斷局勢，手把手指導文斌。
姜以琳解釋，像文斌、浴朗的父母，都是報社裡有編制的成員，作為受過專業訓練的資深媒體人，他們有極強的信息獲取能力和識讀能力，擅長在海量、繁雜的信息中翻找最重要的那部分。
文斌的爸爸還找過不少同事，他們的孩子都有出國留學的成功經驗。這些人脈成了臨時的智囊團。於是，在短時間內，文斌爸爸就摸清了國外入學委員會在招收學生方面的喜好。
而普通人的孩子要想爬到同樣的位置，“真的是需要天時地利人和，一次失足都不可以”。姜以琳訪問過一名來自江西普通家庭，復旦畢業後去芝加哥大學讀博的學生。在他高考之前，父母把拉煤用的煤車都準備好了，要麼考上名校，要麼回家拉煤。
次世代的誕生
幾年時間過去，姜以琳接觸的學生們，都如願過上了他們預期內的生活。
一個女孩從牛津大學畢業後留在了英國，在好幾年前，她的收入就達到了英國的前 5%。阿什利畢業於劍橋大學，在瑞士一家世界上最大的製造商工作，起薪 10 萬美金。剛待了一年後，她就跳槽到一家日本公司，工資也比以前高出不少。
另一個女孩跟姜以琳吐槽，自己找的工作起薪才 14 萬美金，“老闆根本是在剝削我！”
“什麼學生剛畢業就有 14 萬美金，還不包含紅利？” 姜以琳開玩笑地說，如果是剛畢業的自己，“給我個零頭我就去了。”
她跟另一名學生向祖在北京海淀的一家餐館見了面。向祖是一名工程學博士生，在一家美國汽車和一家能源公司擔任兼職顧問。雖然剛畢業不久，但說話的語氣成熟而堅定。餐館就在向祖公司附近，人來人往，向祖大聲批評自己的老闆 “很邪惡”，因為他在發展中國家生產對環境有害的產品，加劇了全球社會的不平等。
他不喜歡公司的產品，乾脆買了一輛競爭對手品牌的車，每天開到公司上班。向祖跟公司高層反映了情況。他覺得自己可以比老闆做得更好，計劃著創辦自己的企業，打垮公司，占據國際市場。
和文章開頭那位 “把老師掛黑板上” 的學生一樣，向祖也習慣了公開質疑權威，“把上級掛黑板上”。在這些學生身上，明顯還留著過去校園精英教育留下的影子。
以前那個會靠在姜以琳身上聊夢想的女孩特蕾西，後來成為香港一家知名投資銀行的交易員。姜以琳在北京中心一個繁華的商業區，見到了回內地度假的她。特蕾西戴著一副墨鏡，穿著從國外淘來的名牌包包和鞋子，兩個人閒逛時，特蕾西走進了一家茶葉店，準備給她的上司們挑禮物。就像在中學時，給她的老師們送禮一樣。
她告訴姜以琳：“我的上司們都很喜歡我。他們為什麼不喜歡我呢？我這麼好的員工！” 幾年前，她也曾用一模一樣的話描述她和老師們的關係，“老師都喜歡我。有什麼理由不喜歡我呢？我這麼好的學生。”
在那所位於北京西郊的中學，每周都有一兩次 “校長時間”，校長會邀請那些對學校有意見的學生聊天，聽取他們的建議。小到廁所的衛生、學校的學習氛圍，大到校慶能不能邀請馬戲團，租個過山車設備進校，這樣的要求，校長幾乎都會採納。== 得到權威人士的認可，讓有權勢的大人滿足自己的需求，這是精英教育中的一環。==
在這種環境下，學生們天然有著更強的自信和權利意識。比如，享受老師隨叫隨到的服務。特蕾西高三那年，想申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需要遞交文書材料。在申請截止的幾個小時前，特蕾西突然感到焦慮，臨時決定再改一版申請書。晚上十點多，她給即將準備上床睡覺的輔導員打了一通電話，讓他幫忙在一個小時內，再做一輪修改。要知道，那是輔導員最忙的申請季。很多普通學生想跟輔導員見面諮詢，都要提前幾周預約。
== 在這群處於金字塔頂端的孩子來說，世界就是一個任我調動、任我馳騁的後花園。== 在一次採訪中，姜以琳提到精英學生的 “我值得” 的信念感：“他們相信，我就值得被這麼好地對待，我就值得拿到這麼多的資源。”
Tony 畢業後，在紐約一家金融公司工作。生日時，他在皇后區的大樓樓頂辦了一場派對。有二十幾個朋友、同事來為他慶生。有一個朋友是當天下午才從波士頓坐火車趕來的，第二天清早，就要匆匆回去公司開會。而他的同事們，前一天剛剛結束了兩周的工作集訓，每個人都很疲憊。但他從沒想到過會有人拒絕他的邀請。
如果單看就業，在姜以琳調查的 28 個學生中，只有一位貌似偏離了主流的精英道路。畢業於劍橋大學的詩盈，從事野生動物保護工作。她的收入，遠遠低於在金融行業工作同學。
姜以琳很快糾正了這種看法。詩盈結了婚，在地位體系坐標上，不單要考慮她個人，還要納入她的家庭。詩盈的丈夫是耶魯大學的研究生，不久前成立了一家科技公司。如果未來企業發展足夠壯大，動物保護之類的公益事業可以是精英式的形象公關。
姜以琳的調研在 2019 年結項。如今已經過去四年，當初那些會挽著她的手在學校裡散步，叫她 “姐姐” 的孩子們，已經變成了快 30 歲的世界精英。姜以琳明顯感受到，校園生活，是她和這些學生們生活軌跡的一個短暫交點。如果現在再讓她去融入這群人的生活，會變得非常困難。
有一個孩子在聚餐時，提到過自己在芝加哥找到一份很好的工作。光是公司的名字，姜以琳聽了六遍，都沒弄懂。最後她回到家，找到訪談錄音，根據讀音在網上找，最後讓受訪者拼出整個公司名稱才查到。
“我是學二代，他們可能是商二代，” 姜以琳說：“他們的很多東西我都不懂，我們對彼此現在生活的理解太過於缺乏。”
姜以琳和這群學生之間的關係，似乎也是某種社會層次隔膜的佐證。兩條相交線朝不同的軌道疾馳而去，這些孩子，正在奔向她難以想象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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